其他反对植入模式的议员甚至将这种方式拔高到重新制宪的高度，例如利弗莫尔（Livermore）就认为，原文植入具有摧毁整部宪法的风险。

党内法规作为党的自我规范体系，它不能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并且要同宪法法律相协调和衔接（秦前红、苏绍龙，2016）。这种规定既是在党和政之间设计了一定的隔离带，也为党确保其领导地位和发挥其领导作用留下了较大空间，方式就包括了党的自身建设。

党规党纪，或者说党内法规，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标准。二、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任务与模式 政党具有强烈的民主属性（萨托利，2006：82-97），政党政治已是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周淑真，2011：195）。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德国，政党（党争）都被理解为某种威胁，或是与民主的实质相背，或是可能侵害民主体制。其内部组织须符合民主原则。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现民主宪法的目标的重要使命，反映了宪法所具有的激励作用。

关于此条此款，理论界展开了很多讨论（张恒山，2015。宪法是国家的组织法，它要完成设计民主、组织政府的任务（Satoria， 1997：200-201）。显然，新成立的监察机关位高权重，对其的监督须足以防止过犹不及。

再如国家机关预期的功能，如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其核心功能和任务。具体而言，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罢免与免职这一监督方式。因此，对于此类人数甚众的兼职代表而言，人大代表之身份于其而言其实只是一种兼职，在此之外尚有其主业和本职工作，其中便有被纳入监察机关监察对象的职业，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如此一来，有关监察机关定位和监察权性质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便成了一个宪法学问题。

其中互相配合如《监察法》第24条第3款规定的监察机关进行搜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公安机关配合。例如，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领导体制，即可视为是以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为原型的。

因为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当中，此前仅有极少数的法律使用了执法部门的表述。当然，与上述审查起诉的实质化问题一样，审判中心主义在监察案件中的重申亦并非新问题。内容提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加之行政机关公职人员乃是监察机关之监督对象，而监督者应独立于被监督者，于是更需使监察机关和监察权独立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

同时，监察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监察权的运行状态基本上是行政性的而非司法性的，故而在组织体系上更强调上下级监察机关之间的服从性，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由于相关规定并未使用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的表述，是故并不限于行政机关中的执法部门，亦即此处执法部门的范围要广于行政执法部门。依此逻辑，我国现行《宪法》和《监察法》在规范层面为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予以权力分工和划定权力行使界限的同时，亦需防范在实践层面监察机关的职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形成实质上的强制性影响。与仅能提供法律框架的法律相比，法外制度对政治体制产生的影响更大。

有论者据此认为监察机关内部是一种更接近政府内部的纵向关系，而与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纵向关系有一定差别。当然，互相制约应当是监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之间关系的核心要旨。

而改革者则认为监察机关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是政治机关，不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有论者着眼于机构与职能整合的改革思路，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本质上是既有政治资源的再整合、再分配，由此使监察权呈现为一种复合性权力的样态。

其二，监察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即监察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大选举，副主任和委员则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对此《宪法》和《监察法》皆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再如国家机关所行使权力的特性，如行政权的管理关系存在官僚层级的服从性，司法权则是非服从性的权力。而在审判阶段，审判机关则应居于主导地位，对检察机关提起的公诉，从事实和法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查，从而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格局。但需注意的是开发区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或是派驻监察机构等)的产生和设置问题，因为诸如开发区、新区等地区通常只设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管理委员会等机关，而未设置相应的权力机关。但是，考察《监察法》的立法经过可以发现，在立法之初或许并未注重审查起诉的实质化，这尤其体现为《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45条的规定，即该条规定检察机关在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尚需征求监察机关的意见。但置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监察机关，独立监察职能的发挥无疑是大打折扣的。

本文以为，监察机关可否监督人大代表的问题，乃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论题，绝不可一概而论。《监察法》在此基础上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本级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询问或质询的监督方式。

我国现行《宪法》第74条亦规定了全国人大代表在人身层面的特殊保障，即非经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刑事审判。如此规定无疑有碍于检察机关在履行审查起诉职责时进行独立判断。

而《监督法》作为一部就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进行的专门立法，其中就监督的方式、程序和内容皆有着相当具体的规定。此外，由于监察机关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故而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纪律检查机关领导体制的改变同样会作用于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即组建和成立新的机构来履行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职责。因为根据我国《预算法》第23条和第24条的规定，中央预算、决算草案乃是由国务院负责编制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预算、决算草案则是由本级地方人民政府来负责编制。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亦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甚至可以说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基于现实需要创设出了监察权，并根据分工负责、功能适当等原则将该权力配置给了监察机关。

例如，监察机关在工作中制发的决议、决定等规范性文件，亦应报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备案，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得对其进行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审查。这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因为监察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即体现为权力机关对监察机关的监督。

具体来说，此一原则其实有以下三层涵义：一是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如根据《监察法》第4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调查人采取强制措施。当然，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在功能意义上仍有存在之必要，但至于此二职能由何主体行使，有论者认为可强化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职能，并在机构上整合行政监察和审计机关，组建监审合一的行政监督机构。

具体来说，鉴于我国人大代表构成等因素，该问题的可能解答如下： 其一，考虑到我国兼职代表制的现实，不加区分地认为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公职人员皆可免于监察，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也将有碍于反腐败工作的正常开展。正是基于此种考量，《宪法修正案》第37条增加了监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规定。

此外，对上述问题《监察法》同样是有所注重的，如该法第33条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应与刑事审判中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一致，并重申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运用。这将造成监察机关在财政体制上依附于行政机关，进而不利于监察机关独立开展反腐败的监督、调查和处置工作，尤其是在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的时候。对此甚至有论者认为，需要建构出宪法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皆高于监察机关的审判机关。而各级人大常委会实施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如此一来，各级人大常委会如何根据《监督法》监督监察机关便成殊值探讨的问题，即《监察法》规定的监督方式是否适用于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该问题的探讨又可引申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一是《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监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是否可适应《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二是《监察法》未规定，但在《监督法》当中有规定的监督方式，各级人大常委会是否可将其运用于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对于以上问题，理论上其实已有所谈论：如有论者认为《监察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监督方式，便可适应《监督法》的相应规定。

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当中，纵向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在国务院与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之间，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之间。虽然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原本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业已由检察机关转隶至监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亦在相当程度上为调查权所替代，但这并不妨碍审判中心主义原理和制度的继续适用。

二是《监察法》虽未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等监督方式得适用于监察机关，但这无疑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应有之义，同样也能通过监督进而防止监察机关滥用权力。在此次宪法修正和《监察法》制定之后，较为权威的解释认为，此处所言之执法部门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计机关以及质检部门、安全监管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

但是，由于与执政党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的监察机关同时履行执纪、执法和职务犯罪调查的职责，而在不同职责履行过程中，证据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标准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这其实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造成了困难。因此可以通过预算制度的相应调整，实现监察机关预算的单独编制。